我经常参加有关智慧城市的各类活动，注意到有两种倾向：一是重视智慧城市的人偏重于技术思维模式；二是政府的热情更为高涨。
偏重于技术，当然对于智慧城市涉及到的任何信息、人工智能以及互联网经济研发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基础。但是由于智慧城市涉及的内容广泛，已经远远超出了某一项具体技术的范畴。
例如，仅从人工智能的研发，就已经分门别类，任何一项技术都不足以涵盖所有的技术内容。智慧城市涉及智慧治理、智慧交通、智慧社会服务、共享经济、智慧医疗、智慧能源等太多的领域，而单一一项技术无法覆盖所有的内容。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技术方面的应用必须要面对市场的检验。仅从技术的角度去谈创新和应用，如果涉及到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时，往往会让位于市场。而我们绝大部分的技术专家并不完全了解市场，因此研发的成果与市场发生偏离时，会导致技术成果沉淀。
关于政府对于智慧城市的过度关注，往往体现在作为一个好的技术应用，政府试图在自己的治理系统中率先开展试验，并达到良好的运行效果。但是政府应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追求效率，而且没有收益预期。因为一个好的智慧技术研发成果可以应用的领域也是不能限定在某一个空间，还可能有更多可挖掘的潜力，需要通过市场和社会应用来检验。特别是在市场激烈的竞争过程中，以及社会的广泛应用中，会通过技术障碍的反馈推进研发和变革。而封闭在政府的应用，往往不会及时反馈应用的信息，甚至在低效率的运营状态中，同样形成技术的沉淀。
智慧城市的中外差异
在今年的G20期间，我应日本内阁的邀请，在日本政府主办的G20超级城市和智慧城市大会上作了主旨发言。在和日本以及国际上有关方面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智慧城市的研究领域以及推广领域上，确实存在着认识和实践上巨大的差异。
在中国，对于智慧城市的官方认识还是停留在政府治理和管理系统的应用上，所以引发了城市政府对于智慧城市的关注和热情。许多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需求和拿到政府的项目，纷纷根据政府的需求制定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重点是政府数据处理、政府办公系统和服务系统智慧化以及智慧交通和治安管理的应用，这其中当然也出现了不少创新。欧洲和美国更在乎的是智慧与生态理念的关系。比如，如何通过智慧的方法，降低能源的消耗，实现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重点是要降低城市的各项资源成本。
虽然我们在日韩也可以看到政府主导的城市智慧城市的治理，也看到了各种智慧产品的系统化运营。但是由于投入成本过高，维持运转的费用尚不能抵付投入的成本，面临着推广和普及应用的难度。但是在G20期间日本政府举办的数字展览会上，各种智慧产品的应用仍是处于碎片化的阶段，还大多没有实现大面积推广，或者在一些重要的应用领域的产品，例如远程监控医疗、自动驾驶汽车、家具的智能化管理上的一些产品还是尚处于研发的阶段。
日本政府官员对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提出的许多目标，其实在中国已经广泛推广和应用，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可是许多很好的智慧理念，例如无现金支付或是共享经济为在日本并不存在技术问题，在欧美也没有技术障碍，甚至是他们处于研发的领先地位，反而在社会应用中却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市场、利益结构的干预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阻碍。
例如，无现金支付涉及的是银行和财团的利益。在中国，政府并不受这些财团利益的干预，只要政府认为值得，并有利于社会便利的应用，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允许企业和各地进行实践。而在欧美以及日本，政治是受财团利益所支配的，财团和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干预选举，也可以干预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到法律的修订。因此，在众多的利益主体的影响下，无现金支付在发达国家城市的智慧应用进展步履维艰。
而在中国，无现金支付可以广泛的推广，已经成为城市智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市场延伸到各个有交易发生的领域，并还有可能随着5G的应用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产生出更多预想不到的创新。
再比如共享经济的应用是建立在无现金支付、互联网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上的创新，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大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是中国实现节能低碳的一种典范。但是在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则面临着社会的阻力。
仅以共享经济中的网约车为例，在日本难以推广的原因就是出租车工会的反对。他们毕竟影响到地方政府的选举，也代表着一部分选票。他们因为自身利益受到的影响，反对更多的人从业网约车和使用网约车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收益，进而坚决反对网约车进入城市。
当然在网约车在中国也有反对者，也会通过网络舆论影响到政府的政策，但是只是为网约车经营主体提供了改进技术方法和提高各类安全措施的动力。
智慧城市仍需要市场的检验
很多人把智慧城市归结为技术研发过程，更为重视技术专家的作用。但是我始终认为，智慧城市是建立在技术研发和突破基础上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是需要通过市场来检验的技术推广和变革过程。
毕竟，任何一项技术如果不进入市场，就不会产生收益，也不会形成社会应用，也就不会从市场层面促进对技术的再投入。同时，如果一项技术在社会应用领域获得巨额收益，会引发不同的技术手段在同一个领域的竞争，催生进一步的研发和变革。因此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和政策着眼点放在智慧城市的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方面。
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因为利益结构的固化和法律体系照顾到各个利益主体已经逐步完善的背景下，涉及到大量与智慧有关的新技术的应用就会面临着较大的阻力，影响到城市的智慧化进程。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体制优势，政府的主观愿望很少受到利益主体的干扰，或者是影响只能是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并不影响智慧技术在城市各个领域方面的应用。
如果按照欧美日提出的愿景目标，我们由无现金支付引发的智慧技术在城市以及在全社会的应用，已经大幅领先。可以说，中国已经从智慧技术的研发和初步推广的1.0阶段，到了在一些较大的应用领域系统广泛普及的2.0阶段，甚至更高。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可以不用思考几个关键性问题：
智慧城市是经济和社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智慧城市要面对的是市场，而不能沉淀和停留在政府的管理和应用上，政府应该购买市场和社会化的服务，而不是自己垄断，政府要给智慧城市的应用更多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体制优势，但是也有体制弊病，重点在于要尊重市场的选择，要增加包容性，更要充分地利用体制优势进行创新，同时要解决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的包容性问题，要协调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关系，要鼓励企业大胆创新，甚至要给与一定的政策支持，并把智慧城市的发展作为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等等。
同时，要防止政府的过度积极性，要防止城市政府的过度投入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毕竟，智慧技术的出现应该是节省资源而不是浪费资源，智慧的城市应该是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成本，智慧城市应该有利于城市居民，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而前提是尊重市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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